宋朝男人喜歡刺青、紋身、頭上帶花，是一種源于上古的華夏習俗，不是黑社會、不良性質的社會風俗！

華夏古代社會實際上在精神層面和審美層面是相當自由的，與當今世界有很大不同。

當今世界受歐洲影響太大，主流社會過于強調同一化丶標準化。這源于西方國家屬于民族國家，排他性極強。而古代中原皇朝屬于文明國家，贊同和而不同，也就是說在不危及國家政權的情況下，允許保留個性化習慣和差異性審美觀。

其實古人化妝的是男人，這就是所謂的君子美儀容。去年江西開掘的西漢?；韬騽①R的墓里就出土了一套完美的化妝錦盒，據說先秦的將軍墓里也出土過假發丶假須丶化妝品。按今天的標準，華夏先民屬于娘炮一族！???

據說高跟鞋原本也是給男人穿的，就是為了顯得男人高大挺拔！據說香水也是給男人用的，原本就是為了掩蓋汗臭，估計是古人不怎么愛洗澡！???

不過話又說回來，刺青、紋身對人沒好處，而且可能誘發皮膚病。如果沒有必要，確實不要這么做。至于男人帶花，當下也不違法，如果某位先生希望提高路人回頭率，也可以試一試！???

為什么現在大家越來越喜歡宋朝，向往宋朝的生活呢？

在公知文人們的眼里，“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國門”的明朝是最不招人待見的，因為風骨太硬，朱元璋又太注重保護百姓權利，當官特權太少，感覺沒有尊嚴。他們只喜歡宋朝，這些人做夢也盼望著我國像宋朝那樣，雖然“又肥又弱”，任誰都能來踩一腳割一刀。

宋朝的官容易啊，因為宋朝最尊重讀書人，只要有點名氣，都能做官。不僅俸祿很高，而且可以隨意兼并土地、畜養私奴，還言論自由，罵皇帝都行。

實際上大宋立國以來，對外戰績一塌糊涂，對內卻極盡壓榨。自宋一朝，農民起義不斷，割地賠款無休無止，歲幣賞賜年年上供，實在是無處可吹。專家們只能絞盡腦汁，胡編亂造，轉而吹經濟，吹文化，吹民主，吹自由，最近居然煞有其事的還計算出了幾百年前的GDP。

的確宋朝因為文官勢大，終宋一朝，沒有外戚專權，沒有太監亂政，也沒有武將割據，不過單單憑著幾點就認為大宋成了天堂，可以比肩90年代《讀者》、《意林》里面描寫的美國了？那你就大錯特錯。宋朝的言論自由和人權制度，是對官員士大夫開放的，和普通老百姓沒有半毛錢關系。恰恰相反的是，由于趙匡胤上臺名不正言不順，為了爭取文官集團支持，許下了“不殺文官”的諾言之后，官員們貪污起來更加肆無忌憚，百姓生活困苦倒是超過了大多數朝代。

隨著文明的進步，中國的刑法也逐漸趨向于人性化。西漢時期，少女緹縈為救父感動朝野，漢文帝廢除了墨、劓、剕等肉刑。隋文帝時期，又廢除了各種花里胡哨的死刑，只保留了砍頭和絞刑。而以寬仁著稱的大宋，只要百姓或者底層軍士觸犯了法紀，各種酷刑是屢見不鮮。

真宗時期就有對造反百姓和逃兵的處理記載：”皆肢解臠割，斷截手足，坐釘立釘，鉤背烙筋......身見白骨而扣眼之具尤動，四體分落而呻吟之聲未絕“。

讀之讓人毛骨悚然，仿佛置身于阿鼻地獄。在以仁慈而著稱的宋仁宗時期，對底層民眾的懲罰更是變本加厲，連上古紂王時期就已經消失的”醢“刑也重現人間。

張密學知冀州時獲一“巨盜”，“設架釘于其門，凡三日醢之”。仁宗慶歷四年，廣西環洲歐希范為亂，義軍五十六人凌遲開膛破肚，再剁成肉醬，命南僚地區少民首領吃掉。這和紂王讓姬昌吃伯邑考坐的肉餅有什么區別？慶歷八年，妖賊王澤平“磔于市”。

在趙禎統治的41年里，大規模農民起義次數多達57次，當然，這并不妨礙文人將其稱為宋仁宗。因為在這個怯懦皇帝統治期間，身上沒有半點帝王權威，導致君弱臣強，以至于從他開始，士大夫階層開始隱隱凌駕于皇權之上。文人們拿著高工資，每天高談闊論，做錯事也不必承擔責任，日子過得舒服，當然要吹捧宋仁宗，想讓后來的皇帝們都有樣學樣。

終宋仁宗一朝，文風大盛，精英之間相互吹捧，朝廷簡直是諸葛亮開會：韓琦、歐陽修、范仲淹、司馬光、富弼、蘇軾等等。結果朝廷在這些精英們的帶領之下，西夏李元昊居然宣布獨立，嚴重打了這批治世能臣的臉面。1040年，大宋出兵鎮壓叛亂，結果三年之間，三次出征，三次全軍覆沒，大宋軍民傷亡被俘高達二十萬人，簡直和送人頭沒有區別。

連續的慘敗讓這群文官精英們再也不敢出泉水，1044年，七千萬人口的北宋在文官集團的支持之下和四十萬人口的西夏達成協議：

增加西夏”賞賜“，宋真宗時期的白銀一萬兩，絹一萬匹，錢兩萬貫，茶兩萬斤增加到白銀五萬兩、絹十三萬匹、茶兩萬斤，逢年過節再給白銀二萬二千兩、絹二萬三千匹、茶一萬斤。

承認西夏獨立，戰爭中西夏所占領的宋朝領土從中間劃界，西夏分走一半。

期間，遼國趁機以重兵壓境，逼迫宋廷增輸歲幣，史稱“重熙增幣”。和滿清各地賠款不同，清朝賠款還有額度限制，大宋對外的賞賜則年年都有，無窮無盡?？梢哉f膽敢犯我弱宋者，雖遠必賠。

這么多精英圍繞著圣君，最經常干的事就只有兩件：一件是送官。你如果在仁宗手下當大官，那你的親戚朋友就很容易在祭天時被宋仁宗封個小官。一個朝廷大員，能給自家親屬帶來十幾個官位，僅因乾元節或郊祀蔭補得官者，每三年不少于千余人；一件是發錢，文官集團掌握財權，想給自己怎么發錢就怎么發。只要晉身于官場，待遇除了工資津貼級別補貼五險一金外，還會根據職位高低發放土地（職田）、下屬傭人補貼、柴米油鹽茶葉布料.....凡是你想到的沒想到的，朝廷都發。一個縣令俸祿收入按購買力算就高達百萬。

這些帶給了大宋沉重的經濟負擔。仁宗晚期，范仲淹在歐陽修的支持下開始了慶歷新政，準備逐步降低一下文官集團的待遇，結果被官員們群起攻擊，指責其為朋黨一年后，范仲淹被貶到陜西，而歐陽修則去了滁州。

在宋朝做文官，真的是可以隨心所欲，尤其是對付沒有功名的百姓。明朝對嫌疑人用大刑乃至處死，需要的是皇帝在名單上親自鉤批。但大宋不同，地方官可以隨意處置牧下小吏百姓，可以隨意安排罪名，隨意用腦洞大開的方法處死對方，甚至還能流芳百世，因為小吏百姓是不能發聲的。

太宗名臣張詠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旁巾下有一錢,結果被張詠以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為由，寫完直接拔劍就砍死對方，根本不需要證據，說你天天偷你就天天偷。這位殺人之憑自身好惡，年輕時就以對面店家想搶自己為由，殺了店主父子，又將店中老幼一并殺掉；不久又聽聞有仆人以告發鄰居官員為要挾，想娶官員女兒，張詠直接就將對方砍死。這樣的人，只因為是文人名士，不僅沒有任何懲罰，還升遷到了內閣大學士。

定州知府錢維繼，因為治下婦女對丈夫前妻兒子不好，就下令將夫人所生嬰兒放于雪地凍死，并強迫婦女全程觀看。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寫入縣志而洋洋自得。

公知們想去宋朝，是因為宋朝文人太過舒服，領著高工資，卻不要承擔責任，貪污腐敗也好，殘害百姓也好，喪權辱國也好，最多不過貶官，到了地方照樣是人上人，這樣的皇朝，又有誰不想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