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基諾族漢文獻記載史于清代。據考，因基諾山盛產普洱茶，明未清初有漢族商人進入，推廣種茶制茶技術，對基諾族社會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在基諾山司土寨設攸樂同知，筑磚城，帶“馬步兵丁五百名”駐守。但六年之后，因瘴氣厲害而裁撤，委任基諾族頭目為攸樂土目，管理基諾山區。在清代以前，傣族土司對基諾山已實施統治，傳說傣族召片領曾拜認過司土寨的基諾族長老為干爹，還娶過一個基諾族美女為妻，并生一子，后來此子當了召片領。傣族土司在基諾族村寨任命了叭、鮓、先級基層頭人，而且還以前、后半山為單位，任命兩個金傘大叭，各賜以金傘一把，鋩鑼一對，鎖鏈一條。每年這兩個大叭都要在金傘的張蓋下，在手持鐵鏈、大刀和鳴鑼開道的隨從簇擁下，巡游各基諾族村落，以宣揚傣族召片領的統治權威。民國時期，地方政府在基諾山委任保甲長，保甲長與傣族土司任命的基諾頭人相結合，主要職責是為地方政府催繳貢賦。1941年11月至1943年4月，基諾族在操腰的領導下，聯合瑤、哈尼、布朗、漢等民族進行反抗，最終迫使云南省地方政府把車里縣長撤職查辦，3年內未在基諾山征稅。? 在1949年以前，若諾族社會尚處于原始社會末期向階級階段渡階段，由父系氏族制取代母系氏族制，大約也只有300余年歷史，現在日常生活中母系氏族公社的遺俗還相當多。如在隆重的“上新房”儀式中，第一個手持火把登樓點燃火塘的是氏族內最年長的女性；在成語和古老的祭詞中有“母親是家長”的古訓；只有母親才有權為生病的子女殺雞“招魂”；村社長老雖已是男性，但至今人們仍沿用母系氏族公社時代的稱號“左米尤卡”，即村寨的老奶奶?；Z族的村寨，是由幾個不同氏族的一些個體家庭組成的地緣村落。每個村寨都是一個自然經濟的農村公社，村社各有自己的邊界，其他村寨的人不得越界耕作。村社內部的土地占有制大致有：村社為單位的土地共有制；以氏族為單位的土地共有制；個體小家庭的私人占有制。但公有制是主要的。在農業生產中盛行換工互助，狩獵中盛行原始平均主義的分配原則。原始租佃、雇工、借貸關系已經發生，但并未出現不勞而食的剝削者。?新中國成立以后，黨和人民政府派工作隊進入基諾山，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幫助基諾族人民發展生產，在黨的領導下，通過發展生產和文化，使基諾族社會由原始社會的農村公社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基諾山因地制宜，實行多種經營的方針，采取以林為主，生產不斷發展，生活不斷改善?，F在改變了過去刀耕火種的落后耕作方式，興修了水庫，建起了水電站，基諾山寨有了電燈。開始使用拖拉機，農產品加工也用了機器。砂仁、茶葉、紫膠等經濟作物收入在總產值中的比重逐步增加。文教衛生事業也有了較大發展。多數適齡兒童能入學讀書，還有一些青年在大專院校深造。鄉建立了衛生所，保證了人民的身體建康。

關于基諾族的來源，沒有文字記載。據傳說，基諾人先民由普洱、墨江甚至更遠的北方遷至基諾山東部邊緣一處名叫“司杰卓米”的地方。后來人口增多，分為烏優、阿哈、阿希三大支系。早期的基諾社會曾處于狩獵采集時代，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傳說要填飽肚子需要走九架山九條箐。而當時祭祀活動頻繁，更加重了食物供給的困難。基諾族先民因此遷離“司杰卓米”向外發展，大部分人員遷到基諾山地區的杰卓山定居。與此同時還進行了兩項重大變革：一是廢除了“巴什”(血緣親屬之意)內婚制，出現了“基諾洛克”的名稱?！盎Z”含有“舅舅的后代”的意思，“洛克”的含義是全體或整體。這顯示在杰卓山時代已經進入母系氏族社會，而“基諾洛克”是當時若干個氏族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部落組織。二是發生了信仰習俗的變革，出現“人鬼分家”?！八窘茏棵住睆拇嗽谌藗冃哪恐谐蔀樽嫦壬耢`居住的“鬼寨”。當時形成了用生姜及芋頭“驅鬼”等習俗。在杰卓山時代的晚期，社會經濟出現繁榮景象，傳說當時已經有了過“特懋克”節，即“打鐵節”的風俗，表明基諾族先民已掌握了金屬工具而告別了石器時代；當時有了釀酒房，定期舉行集市貿易，附近的其他民族都來趕集。大約在公元13世紀中葉，傳說由于戰爭原因，基諾族先民遷離杰卓山分散到基諾山區各地建立村寨，這時發生了由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的過渡，隨后又發生了由氏族社會向農村公社時代的過渡，農村公社成為各個村寨基本的社會形態單位，而在農村公社內部存在父系氏族組織。每個村寨由若干個氏族組成，每個氏族中最年長的男子即成為村寨的頭人，由此組成農村公社的權力機構即“七老”組織?！捌呃稀狈謩e稱為卓巴、卓生、巴努、生努、達在、柯卜羅和乃厄。其中“卓巴”及“卓生”的含義分別是為眾人挑起擔子的人及為眾人開辟道路的人，這是村社的主要頭人。人口較少的村社只有卓巴及卓生兩個頭人。在近代，巴朵寨原來由兩個氏族組成，分別產生卓巴及卓生兩個頭人，后來由于疾病流行，卓生氏族的男子全部死光，只剩下卓巴氏族。巴朵寨村民的婚姻原來遵守“巴什”外婚制即氏族外婚制的古規而進行，由卓巴氏族與卓生氏族互相聯姻；在失去了卓生氏族以后，村民們只得打破“巴什”外婚制的古規在血緣親屬中開親。卓生這一職務也在原來的卓巴氏族中產生(巴亞寨老人沙車及白臘者于1998年2月向筆者講述)。在農村公社時代，任何基諾族男子都有希望擔任村社的首領，即使是殘疾人也不例外，惟一的條件是他的歲數要比本氏族的其他男子大一點兒。每個村社都有兩面木鼓，它是為紀念其始祖瑪紐瑪黑乘木鼓從洪水中逃生而制作的，若有人當選為卓巴或卓生，村民們就把木鼓送到他家的竹樓上掛起來，因為這木鼓是首領權威的象征。通過這種保管木鼓的辦法，幾百年來基諾族社會一直避免了首領的世襲制，避免其首領使公共權力轉變為私人特權的可能。在公元14世紀中葉，西雙版納的傣族召片領召坎勐娶一位基諾族姑娘為妃，于傣歷713年（公元1351年）生下刀邏答（刀邏答于公元1391年繼任召片領，時年40歲）。這件事反映了當時基諾族與傣族之間的友好往來，并由此使基諾人的事跡開始有確切的年代可供考證。后來西雙版納召片領的勢力進入基諾山，通過上述親戚關系任命司土寨及巴普寨的長老為“金傘大帕雅”，并在基諾族各個村寨分別委任了帕雅、扎、先等大小頭人。至20世紀中葉，這種統治形式已經延續了200多年，但是并沒有改變當地社會的原始農村公社性質。18世紀以前，基諾山已經開辟出大片茶園。據道光《云南通志》第34卷、100卷記載，18世紀20年代，包括基諾山在內的六大茶山“每年約產茶六七千馱”。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政府“設普洱府，又設同知，分駐攸樂”，為了控制這盛產茶葉的“咽喉之地”，在司土老寨動工修建“攸樂城”，駐扎500名馬步兵丁。六年以后由于“煙瘴甚盛……兵丁多數傷損，其存活者亦皆疾病纏綿”，將攸樂同知及駐扎兵丁撤回。在20世紀60年代以前，司土老寨還殘存著當時的城門墻垣及磚窯、水井等古跡。公元1799年檀萃撰寫的《滇海虞衡志》談到：“普茶名重天下，出普洱。所謂六大茶山，一曰攸樂，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慢而，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數十萬人。茶客收買運于各處”。光緒《普洱府志》卷八說：“五方雜處，仰食茶山”。雍正年間六大茶山每年產六七千馱，平均每座茶山產茶1000余馱，這與基諾山歷史上“茶葉最高產量1500擔以上”（《版納文史資料》第四輯，第37頁）的估計是大致相符的。據調查，“攸樂山在1937年尚產茶1201擔”。（景洪市政協編：《景洪文史資料之三-基諾族》，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第46、47頁；張肖梅主編的《云南經濟》第12章說，民國年間西雙版納茶山“以攸樂為中心”）。從18世紀初葉到1940年以前這200多年時間里，基諾山的茶產量經常保持在1000擔以上。這些茶通過普洱轉銷國內的許多地區乃至銷往國外，享有很高聲譽。這顯示基諾族與省內及國內其他地區在經濟上的聯系，基諾人通過茶葉的生產為中國經濟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漢族及其他民族的勞動者前來基諾山參與茶葉的生產經營活動，與基諾族結下深厚友誼。1941年由于無法忍受當時政府的剝削及壓迫，以巴卡寨的搓約為首的基諾人發動武裝起義，他們“孔明仙下凡”的名義動員各村寨群眾參加起義隊伍，在三年時間內多次擊敗前來鎮壓的反動軍隊。最后迫使當時的云南省政府將車里縣長王字鵝撤職查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勤勞的基諾族人民重建家園，迅速恢復經濟、發展生產。1956年被定為“直接過渡區”，即不經過民主改革而建立合作社，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并結束了原始農村公社制度。從1979年以來的20年時間里，通過貫徹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及有關民族政策，基諾族社會經濟正在經歷跨時代的飛躍，進入更快的社會發展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