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與天地不息，
　　走遍中原還氣力。
　　日月東西有落時，
　　黃河萬古無?？?。
　　黃河是中國人的偉大圖騰，古老的黃土地是華夏文明的太陽，是中國文化的圣地。
　　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自成體系，有源有流，儀態萬千。它有著碩大的包容性和極強的生命力，尤如黃河一樣，生生不息，與日月同輝。然而，地域性文化的特征也是很明顯的。我們透過歷史的望遠鏡可以看到，東西南北地理環境的巨大差異，從密到疏那極不均勻的人口分布，受異國情調和不同民族的影響不同，由此而形成的經濟優勢和自然優勢的巨大差異，直接造成了不同區域間人們那各有千秋的傳統習慣，民情風俗和性格心理，“百里異習，千里殊俗”。
　　從茫茫的內蒙古草原到山青水秀的江南水鄉，不同的自然條件使兩地人在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上呈現出通然不同的風格，一個猶如游牧文明中保悍的小伙子，另一個則是農耕條件下溫柔的姑娘。
　　的確，以食肉為主的北方民族同食糧食為主的農耕民族在民情風俗上分屬于兩個不同的世界?？拷嗟赖牡貐^，在炎熱的氣候下，人體發育成熟較早，婦女早婚便成為一個突出的特點，俄羅斯人喜歡喝酒，可以從寒冷的氣候中尋找一些原因。
　　小腳女人，中國婦女之纏足，這曾是許多人對傳統中國婦女的關注焦點，但是生活在南方水田里的勞動婦女并不纏足，原因很簡單，因為在南方的許多地區，婦女是田里的主要耕作者。
　　居住在白云下深山中的山民也許比交通較發達的平原地區的人更多一些忠厚與樸實。
　　古人云：“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這就形象地說明了環境不同民俗也不同。梁啟超把我國不同地理環境中的不同習俗特點歸結為：“北俊南靡，北肅南舒，北強南秀，北塞南華?！保ā吨袊乩泶髣菡摗罚┲袊媳狈降牟町?，不僅表現在人的身高體重及外貌特征上，在語言、性格、飲食習慣、服飾、建筑風格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
　　林語堂把中國分為“粗獷豪放的北方”和“溫柔和婉的南方”。他以為：盡管中國的南方與北方被共同的主干文化紐帶連在一起，成為一個民族，但實際上，他們在性格、體魄、習俗上的區別之大，并不亞于南歐地中海人和北歐日爾曼人的差別。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北方的中國人，習慣于簡單質樸的思維和艱苦的生活，身體高大健壯、性格熱情幽默。另一方面，在長江以南，人們會看到另一種人，他們喜愛文學，勤于修養，老于世故，頭腦發達，身體退化。（《中國人》）顯然這是很有見地的概括。
　　黃河流域，是一部碩大的史書，它記載了一部遠古人類活動的歷史，那一處處遺址，就是文明發展的豐碑。山西，地處黃河流域與黃土高原地帶，南部沿黃河一線和汾河谷地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發祥之地，這里有長達幾千年之久的文化積累，古跡遍地，每處古跡似乎都在向世人訴說一個古老民族燦爛的文明和悲壯的命運。
　　大河往往是文明的搖籃。黃河流域早在太荒時代，就響起了人類遠祖蹣跚學步的足音，在山西最南端“大禹治水”的遺跡表明，早在六千年前黃河流域就進入了農業社會，史籍所載的有關“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以及“后稷教民稼穡，樹藝百谷，五谷熟而民人育”的傳說便發生在山西南部。在晉南的農村，昔日的河東大地至今還有不少關于大禹治水、堯和后稷的民俗。無疑，這是一筆巨大的人文資源。
　　山西，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在很多時候，他曾經是中國經濟與文化的中心，從唐太宗到司馬光，從威武雄壯的關云長到哀婉動人的西廂記故里，這片黃土地上人杰輩出。然而，偉大的漢唐之后，隨著中國經濟與文化中心移向東南，山西便開始落伍了。由于地處內陸，交通不便，經濟落后，社區封閉，各種現代化的信息傳播受到時空的限制，風俗與價值傾向呈現出一種嚴重的沉淀與凝固性，人們的心理、精神與行為被牢牢地鎖在歷史的山谷之中。
　　如同今日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近臨東南亞，面向海洋文明一樣，絲綢之路也曾是古代中國面向世界進行溝通、交往與接觸的歐亞大通道。大西北也曾通過與西域與地中海的交往而豐富了自己的文明。但是，山西自絲綢之路中斷以后，長期遠離國際交往的中心，孤宿一隅，無法直接與異質文化相接觸，這樣，民俗文化的變化與更新就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使他的民俗風情更具傳統意蘊。
　　“大河不廢夢廖廓?！秉S土地上的民俗有著屬于自己的神韻，自己的特色。
　　與漢民族一樣，山西民俗的主干部分無論就其形式而論還是以其內容來看都與農業生產有直接的聯系。漢民族的民俗風尚是以農業社會特有的經驗為基石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流動性小，社會交往不發達，“樹之谷，藝之麻，養有性，出有車，無求于人?！彪m然雞犬之聲相聞，但老死不相往來。形成了“安居樂業”、“寧死不遷”、“知足常樂”，重家庭，重倫理的民俗價值，而聚貯財物，沉淀貨幣，省吃儉用。崇尚節儉也就成了消費民俗中的核心價值。
　　崇尚節儉是自然經濟條件下漢民族的普遍習俗，但在山西卻表現得特別突出。山西地處黃土高原，降雨量少，多山而且交通不便，土地貧瘠，植被較差，自然災害頻繁，是一個較為貧窮的省份。當開源的努力被束縛在小塊土地上而無法施展的時候，節流便成了人們自然的選擇。節儉是貧窮的伴生物，是對付貧窮的消極辦法。正如史籍所載：由于“地瘠則民勞而貧，自三帝三王以來，勤儉之俗未嘗改過”，“河東地瘠民貧，風俗勤儉，”（《山西通志》）“晉有唐虞之遺風，其俗節財而儉嗇?！碧貏e值得一提的是在節儉的基礎上，山西人形成了一種極強的儲蓄風俗，“山西人善積蓄，家有窖藏，”這些節儉與儲蓄意識，并非局限于家鄉僻壤，在太原、大同、臨汾、上黨等昔日的通都大邑也復如此。重要的是節儉，特別是儲蓄民俗創造了一種土壤，一種氛圍，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山西人發展起了他們曾經獨領風騷于中國大地的金融意識，并充分顯示了他們的智慧，做起了金融生意，發明了票號，并使它獨行于明清時代。
　　作為一種傳統與習俗，節儉與儲蓄的習慣至今仍然支配著山西人的消費心理與行為，目前山西人的人均收入位居全國的下游之列，但人均儲蓄卻位居前列。山西人節儉與儲蓄的習俗在大量的地方志中都有廣泛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