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民俗文化有著深厚豐富的內涵和突出的特色。表現在建城設衛、生產、商貿、文化、飲食、服飾、家族、民居、交通運輸、人生禮儀、歲時節日、信仰及民間藝術與游藝競技諸方面。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其孫朱允文繼位為帝，其子朱棣以“靖難”為名，向其親侄子朱允文發動了爭奪王位的戰爭。建文二年（1401年）九月，朱棣率軍由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晝夜兼行”，破滄州，打通了南進之路。賜直沽以“天津”名，意為“天子濟渡之地”。天津老城北門外的渡口處，曾建有“龍飛渡蹕”的牌坊以示紀念。

朱棣稱帝后，認為“直沽海運商泊往來之沖，宜設軍衛”。于是，在明永樂二年至四年（1404年至1406年）先后設天津衛、天津左衛和天津右衛于直沽，并令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等筑城浚池，建天津衛城。

天津衛城垣有“賽淮安”之美譽。其長9里13步，高2丈5尺。設4門，門上建有城樓。城垣東距海河220步，北距衛河（南運河）200步。由于初為土筑故至弘治初年已頹圮不堪。弘治四年（1491年）天津兵備副使劉福積累帑項，于弘治六年（1493年）委都指揮使陳達用了2年的時間用磚包砌，在4門之上重建城樓并為4門題鎮東、定南、安西、拱北之名。

明代天津的城市生活，具有典型的封建性。在城市上層中，“日以戈矛弓矢為事，……爭相驕侈為高。”

清順治九年（1652年），天津三衛合一，統稱“天津衛”，這一名稱也成為天津城市的代表。

天津優越的地理環境和豐富的自然資源為天津農、林、牧、副、漁、鹽業和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其中作為經濟支柱之一的漁、鹽及手工業生產習俗頗具特色。特別是隨著元代漕運的發展，為之服務的手工業發展更為迅速，各類作坊相繼應運而生。尤其是開埠以后，帝國主義的經濟入侵又從客觀上刺激了民族工業的產生和發展，以三條石機械工業區為代表的民族工業形成規模。到了清朝末年，天津已成為華北地區民族工業的重要基地。

明代筑城后，漕運發展，商業繁榮，財聚四海，“民喜為商賈”。憑借海河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匯南北舟車，集八方商賈，迎海運漕糧，納吳越百貨，成為華北地區商業中心。清代漕運、鹽業、糧業更漸發達，經濟空前繁榮，“輪蹄輻輳，舳艫揚帆，往來交錯，盡晝夜而無休止”。東門內、北門內及東門外宮南宮北大街，商號林立，錢莊、銀號櫛比，商貿發達，各業俱興。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天津，城廂慘遭燒殺搶掠，商民損失額巨，元氣大傷，商業蕭條。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城墻拆除后，改為東、西、南、北四條馬路，店鋪賈攤沿街而立。繼而北馬路的北洋第一商場、國貨售品所以及商業總會、天津工商研究總會等私商機構相伴而起，形成以東北角為中心，向北馬路、東馬路延伸的商業區。

從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商業中心逐漸南移到租界地。勸業場、小白樓等街區日漸繁華，周邊形成規模商業區。商業資本大量投入，旅店、飯店、商店、影劇院、歌舞廳櫛比鱗次而立，尤入夜燈火通明，觥籌交錯，輕歌曼舞，是聞名全國的享樂之鄉，并有“東方小巴黎”之稱，成為天津重要的商業、娛樂、休閑中心。

天津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在20世紀以后出現的“銀行熱”，尤以民國十六年（1927年）以后進入繁盛時期。作為金融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銀號，發展更為活躍。由于天津金融業可以一直輻射到華北、西北腹地，因而形成北方地區的金融中心。就金融業的總體規模而言，天津僅遜于上海而躍居全國第二位。

隨著天津城市經濟和商業的發展，商人階層尤其是鹽商階層的迅速崛起，使城市文化有了長足的發展。清代著名學者紀昀在清代中葉到天津后曾寫道：“天津擅煮海之利，故繁華頗近于淮揚?！氖客鶃碛谒梗贿^尋園林之樂，作歌舞之歡，以詩酒為佳興云耳?！薄昂烙诩邑敹L度彬雅”的大鹽商們無不廣交、延攬南北名士，附庸風雅，形成一個十分特殊的文化圈。馳名中外的由查氏鹽商修建的私家園林——水西莊就曾經是當時全國各地文人墨客聚集結社的著名場所。商人的倡導和世俗化的傾向以及城市社會商人與官僚身份的結合成為清代以來城市文化的最顯著特點。